由此上溯至三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八零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之后的第一个春天。
春天到来的时候，街上出现了一些被叫做“阿飞”的男女青年，男的长发，女的也长发，标准装束是大尖领花衬衫加喇叭裤，其中比较牛B的还配置了一副商标未拆除的蛤蟆镜。这些被叫做“阿飞”的青年人，基本上是成群出没，而且其中一个人一定肩扛或手拎一台made in Japan的四喇叭立体声收录机，sanyo居多，偶有sony，喇叭里传出的是被叫做“靡靡之音”的一个女声，那个声音的主人叫做邓丽君。
好吧，我承认，那时候我很想成为一个“阿飞”，但是无奈年纪太小，大哥大姐们不肯带我玩儿，只好在盼望长大的少年里遥想十七岁以上的春天。
好吧，我承认，我经常尾随在那些阿飞哥阿飞姐们的身后，主要是想听清楚那个叫邓丽君的女人唱了些什么。邓丽君的歌声无疑迷惑了我这个少年的耳朵，并且让我少年的身体在听到那歌声的时候经常酥麻。许多年以后，我还记得我当年在日记里写下的一句话，说邓丽君的歌声在我耳边响起的时候，我感觉“就像一根羽毛柔软地撩拨着我的心”。
八十年代末的春天，一个夜晚，邻居老二很神秘地把我呼唤到他家，炫耀地指着他房里赫然摆着的那台sanyo四喇叭，还有几盒叫做《岛国情歌》的卡带，封面上甜美地微笑着的，正是邓丽君。老二得意地告诉我，四喇叭和邓丽君是他那位吹笛子的著名二叔去香港演出带回来的。那是一个让人激动的时刻，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更让我激动的是，卡带里有歌词。一边听着邓丽君的“靡靡之音”，一边对照着繁体字的歌词，我终于实现了我的那个愿望。
那时，我很感谢我娘，是她老人家用五十年代版的苏联故事做我的启蒙读物，让我得以在阅读繁体字的时候毫无障碍，并且可以在看懂《岛国情歌》每一首歌词的时候，平衡老二拥有四喇叭和邓丽君给我带来的嫉妒和失落感。很显然，老二是不愿意也不可能把四喇叭和邓丽君借给我的，我能从他家带走的只有印着歌词的卡带护封。但这已经足够幸福了，因为在这个春寒料峭的夜里，我可以把自己关在自己的小屋里，在歌本儿上把繁体字的“邓歌”翻译成简体字，——那时候，很多少男少女都有一个歌本儿，上面抄着自己喜欢的歌词。
接下来的日子，是一段忙碌的时光。除了不得不上的学之外，每天都以一起写作业的借口去老二家听邓丽君，一边听一边对照着歌词学唱。感谢上天以及爹娘赐予的天赋，不到一个星期，基本上就学会了《岛国情歌》一至六集中的所有歌曲。只是那一个星期的作业我没交过，为此被老师罚过站、赶出过教室，但我不以为然，因为站在教室的角落或者门外的时候，我听不见老师的讲课声，心里只回响着邓丽君的歌声。按照当时的说法，我中毒了。
人是贪婪的，仅仅拥有歌词是不够的，就算把一首首岛国情歌唱得滚瓜烂熟也是不够的，毕竟那不是邓丽君的声音，不能像一根羽毛柔软地撩拨我的心。于是，拥有邓丽君就变成了一个梦想。那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录音机家里倒是有，但不是轻巧的日本造四喇叭，而是笨重的台式大盘机。我能想到的办法，是对录，而对录需要一枝麦克风，这不是随便就能搞到的装备。值得庆幸的是，我所在的大院是一个文艺大院，麦克风只要找总是可以找到的，只是过程有些曲折，而且要付出一些代价——要帮提供麦克风的叔叔录制一套《岛国情歌》。这个交换条件，一直持续到两年后我自己拥有四喇叭之后。
那时的暑假，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是一个属于邓丽君的暑假。歌词在孩子之间传来传去，很多人的歌本儿很快用光，而随着交换范围的扩大，磁带也越来越不够用，我甚至用邓丽君偷偷抹去了爹娘的一些资料。只是我们不可能像阿飞一样扛着四喇叭满大街炫耀，不是不能而是不敢，因为十一二岁的一帮孩子如果公然扛着四喇叭上大街，结果可能是四喇叭被阿飞抢走，那无疑将是一场灭顶之灾，毕竟那东西叫“大件儿”，如果没了，只能在爹的手下皮开肉绽眼泪横飞。好在我们有暑假，好在白天爹娘都不在家，然后，就出现了这样的景象——十几二十个半大小子半大丫头或坐或站，人手一本抄来的歌词，在邓丽君的“靡靡之音”中轻声地齐唱。这景象，如果被家长或者老师看到，他们会惊叹，也会毫不留情地阻止一群未来阿飞的诞生。
后来反对资产阶半夜凉初透级自由化了，邓丽君、喇叭裤都在反对之列。后来，还出了个叫李燕杰的所谓青年导师，在他的演讲里义正词严地批判《何日君再来》是汉奸歌曲。后来，有一本叫做《怎样鉴别黄色歌曲》的书出版了。然后，我惶惑了，——因为在对照检查之后我发现自己已经被资产阶半夜凉初透级思想腐蚀了，但是，邓丽君的歌的确是好听啊，不仅仅是那些旋律和歌词，还有那吁气如兰的甜美声音，像一根羽毛柔软地撩拨着我少年的心，“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一个那时十一二岁的孩子真的无法判断，只能藏起歌本儿藏起磁带藏起歌声，但在少年的心底那歌声无法磨灭，独自走在路上或者独处的时候，“小声哼哼还得东张西望。”
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邓丽君终于不是资产阶半夜凉初透级的了，她也属于我们这些普罗大众，书店的柜台里堂而皇之地摆上了翻版或者盗版的邓丽君，那所谓的气声唱法也在中央电视台出现并且迅速流行开来，虽然有争议，但是挡不住人们的喜欢。
后来，窗子打开了，邓丽君就不是唯一了。我们接触了台湾校园歌曲、西方的摇滚以及更多种类的音乐，我们有了新的偶像，有了新的钟爱。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邓丽君在我们心里永远是一个无法抹去的深刻痕迹。
好吧，我承认，我有很多不同版本的邓丽君唱片。直到今天，见到新出的纪念版、数码修复版、DVD版，我仍然会毫不犹豫地买下来，听，而且不由自主地哼唱，在那歌声里很多过去的记忆会清晰地浮现出来，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已经逝去的岁月。
那个带给我们一个新世界的人，那个给我们留下无数记忆的人，离开我们已经十五年了。那一年，她只有42岁，正是风姿绰约的成熟之年；那一年，我十七岁，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能够掩饰自己的情感，我记得听到那条新闻的时候我哭了，不仅仅为邓丽君，也为自己，刚刚上大学，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还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今天这个宠辱不惊没心没肺的样子。
斯人已去，留下的只有留存于我们心中的美好记忆，而那个真实的邓丽君，又有谁在意？又有谁记得她所经历过的那些风风雨雨？而她，确实如诗人所说的那样，有的人死了，她还活着，在那些歌声里，在我们的记忆里。“群众把她抬举得很高，很高”，从来不需要特意想起，但是永远也不会忘记。
三十年后的今天，又是一个春天，那些曾经的“靡靡之音”已经深刻在我的心里。每当听到邓丽君的歌声，哪怕只有只言片语，那些旋律、那些歌词，甚至每一首歌的前奏间奏小过门儿，都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来，仿佛已经成为了我自己的一部分。
三十年后，我依然喜欢邓丽君的歌，但我并没有成为一个资产阶半夜凉初透级分子，也不会再因为孰对孰错而感到惶惑，我行我素，喜欢就得。“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真的，就是这样。
